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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若恩教授谈中美贸易战的后果和美国经济结构问题

发布时间: 2018/03/28 08:53:15     点击次数:次   打印本页

一、美国不会进行全面的贸易战,一旦进行中国须有应对

2017年特朗普还没有上台的时候,他的竞选纲领已经提出贸易战的概念了,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中国和墨西哥。根据特朗普竞选方案中的数据,我们利用多国G-TAP模型做了一些仿真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中国不做出任何反应的话,无论贸易总量、出口还是进口,遭受的损失都是不小的;如果用贸易战反制的话,在总量上也会有很大损失;但如果通过推进“一带一路”的方法,把贸易多元化,三个指标都会有极大的改善。

2016年年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依据CGE模型,也对特朗普竞选纲领中贸易政策取向可能引起的结果做了很详细的仿真研究,既可以细分到行业,也可以细分到区域。报告主要考虑了三种情景。第一种情景叫全面贸易战情景,是依据他竞选方案的内容,对从中国进口非石油产品征收45%关税,对从墨西哥进口的非石油产品征收35%的关税,而中国和墨西哥做出相应报复。第二种情景叫不对称贸易战情景,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相同的关税,但两国都没有进行报复。第三种情景叫夭折的贸易战情景,由于双方的原因,贸易战大概进行了一年之后就停下来了。

图1给出了包括基础情景(baseline)的三种情景下美国GDP走势的模拟。在全面贸易战情景下,美国将在2019年出现经济衰退,失去近480万私营部门就业,最严重的衰退部门是高速驱动器和齿轮制造业,就业下降10.2%。报告特别强调,损失不见得都发生在贸易部门,而是会发生在许多跟贸易相关的部门,实际上这一点从产业链或者投入产出关系看是很容易理解的。由图1可知,GDP增速最高的实际上是基础情景,最糟的是全面贸易战情景,中间的是中途夭折的贸易战情景。

图1三种情境下美国GDP走势模拟

数据来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6年研究报告。

根据图1可以判断,美国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贸易战,否则将承受衰退的压力。当然,上述结论成立的前提是这个估计结果是对的。这份报告是由彼得森研究所的几位专家写的,他们长期从事CGE模型研究,几乎做了一辈子,他们的结果还是很可信的。此外,报告也提到特朗普在竞选当中提出要退出WTO,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回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Smoot-Hawley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对2000多种产品征税,结果造成贸易额下降了50%,很多学者认为它对美国大萧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看来,还处在贸易战的初期,所以可以把上述结果看成是美国贸易政策的极限结果。

二、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导致其贸易赤字产生

从美国方面来考虑贸易赤字的产生。美国持续产生贸易逆差,是因为东西卖不出去,这与美国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关系。特朗普在就职讲演中曾经说过,从中国参加WTO开始,共有6万企业离开美国,在经济学分析中这是营商环境的问题。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块,为什么有些企业要离开美国,为什么美国有些东西卖不出去?这还是要归结为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问题。

根据毕马威2016年的报告,可以通过一个完整的框架来分析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框架(指标体系)中包含劳动力成本,设施成本,运输成本,公用事业成本,资本成本和一系列与税收相关的指标。从商业成本来看,总体上欧洲国家、墨西哥、加拿大比美国要低,所以美国的商业总成本是偏高的,这也和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有关。从劳动力成本来看,美国几乎是最高的,高达10万美元,其他国家都低于美国,连日本都只有8万多美元,加拿大只有7万多美元,墨西哥就更低了,中国的数字肯定比美国低很多。而最说明问题的指标,是单位劳动成本,就是把总劳动成本用劳动生产率去除得到的结果。从增长率情况来看,美国单位劳动成本增长得非常快,无论基于本国货币还是美元计价,两个数的结果对美国都是一样的。这显然很不利于美国的贸易。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看,二个数的差异就体现了汇率变化的影响。

从税收的情况来看,美国现在已经降税了,毕马威的分析公布的是降税之前的数字。可以看到当时,包括英国、荷兰、墨西哥都远远低于美国水平,反过来看德国高于美国,但是德国的制造业显然国际竞争力是很高的。而直接和收入、社保缴费有关的税收水平,美国不是太差,处于居中水平。

综合来看,单位劳动成本过高可能是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高的最主要原因。成本高同时效率不高,劳动生产力体现的正是效率,相对而言,税收因素反而不是非常重要的。

三、美国经济存在若干结构性问题

结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不是我们平时常说的货币政策问题、GDP增长问题、通货膨胀问题(CPI),它是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美国经济现在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短期问题,而是中长期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明显是华盛顿圈子之外的人,他最开始不受共和党建制派的欢迎,但是他居然能一步步走上来,这与美国社会发生的某些变化有关。

美国经济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是,虽然当前美国的失业率是很低的,处于四十年来很低的水平,但实际上劳动力参与率也很低,如果把这两个数字综合起来,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公布的广义就业率(jobs-to-population ratio),这个数在历史上也是最低水平。也就是说,把劳动力参与率考虑进去,美国的失业率虽然很低,但是社会就业情况也并不好。此外,根据诺贝尔奖获得者Angus Deaton所做的关于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死亡率的研究,死亡率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上升的,并且处于较高水平。背后的原因,可以想象跟一些毒品的过量使用有关。

收入分配问题也是典型的结构问题。从皮凯蒂教授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很明显的上升。当然现在有更多的学者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例如在收入分配和财务分配领域非常活跃的Saez和Zucman两位教授,他们研究的是美国财富不均等问题,发现不均等趋势也是上升的。早期理论认为财富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的结果,现在看来有可能收入不平等是财富不平等的结果。富人由于财富很多,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实现收入的大幅度上升。这是一个很新的看法,Saez和Zucman教授最近很活跃,他们在很多国家都在做类似研究,例如欧洲国家和美国。

还有根据绝对收入流动指数所做的研究揭示的美国所存在的代际之间的流动性(mobility)问题。根据国际上科学杂志中最高等级的Science发表的一篇经济学文章。流动性是美国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即子女能不能生活得比父母更好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子女通常是比父母生活得更好。在中国找到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美国绝对收入指数的分析结果显示,1940年之后绝对收入流动性急剧下降,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家庭。由于美国梦的特点就是每代人要比上代人生活得更好,因此文章把这种现象看作是美国梦的失落。

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债务问题。从美国建国以来的二百多年政府显性债务数据来看,2014年之后的政府显性债务几乎达到战争时期的水平。从图2中可以看到,虽然2014年之后是预测的数据,但现在来看显然是对的,真实数据可能还要略高于当时预测的数据。显性债务的情况是什么样,大家是非常清楚的。美国的债务上限不断调整,现在已经到了三个月一调的程度。也许有一天就把它取消了,因为经常调整说明它就没有约束性,不如把它取消,大概2018年3月份美国又要面对这个问题。由于债务存量的增加,所要支付的利息在不断增加。经济增长会导致财政收入的大致同步增长,如果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低于利息支出的增长幅度,这就进一步加速债务水平的上升。

图2 1790年以来美国显性债务水平

长期债务通常不会真正还本,而是不断滚债,各国政府都是这么干的。但问题在于长债需要还息,当前利息成本在美国财政支出所占比例已经是非常高了,因为债务存量越来越大。下一步两个因素会让美国非常别扭,一是美国本身存量债务在增加,二是债务票面利率在增加,这就是所谓的十年期美国国债利率,它是美国利率的基准,美国股市等很多金融活动都与其有关。未来两者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入不敷出的部分越来越多。从图3可以看到,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上一次最低点是在1946年,这一次最低点是在2016年,利率曾经降到1.36%;而国债利率水平最高的时期基本上是里根总统上台前后,利率超过15%。利率涨一下可能就会造成股市的大幅波动,3月11日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是2.9%左右,不知道未来走势如何。总体上,可以估计是上升的趋势,因为美国货币政策在收紧,同时美联储在缩减国债的购买。美国国债购买主体大概包括四个部分,美联储是其中很大的一块组成,当然还有外国政府和本国的一些购买者。

图3 1790年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水平

最后一个结构问题是所谓的隐性债务问题。对于美国隐性债务水平,大家计算的结果都不太一样。通过对比4个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可以知道大致的范围,这里面最高就是财政学家Kotlikoff的测算结果,他认为美国隐性债务现在大概是两百万亿以上。这个数非常令人吃惊,该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如果基于无限的未来,美国隐性债务水平就是这么高。其他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中,最低的数是50万亿,4个计算结果在50万亿到200万亿之间,即便按最低的数50万亿来看,也不是个小数目。

四、全球经济动荡环境下,中国应当发挥“长板”

在全球经济动荡的严峻环境下,中国怎么能够独善其身?近段时期,我们谈中国的短板谈得够多了,也应该看到中国的长板。我认为,中国在很多问题上是有很好的基本面的,所以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首先,从购买力平价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其次,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国际比较来看,我认为中国现在跟发达国家相比有比较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必须要保持住。第三,从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看,中国政府大概有100万亿的净资产,这也是我们看待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第四,从中国的隐性负债来看,根据我们自己计算的结果,中国公共养老基金大概2031年会出现缺口,如果进行财政补贴的话,会在2033年以后出现缺口,因此隐性债务导致的潜在风险是可控的。此外,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最新的研究结果,中国现在所处的位置还可以,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也不是很差的。应该说,以上都是中国基本面上很值得称道的地方。

最后,Allison在新书《命中注定的战争:美国和中国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里讲到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作者通过案例研究,对过去五百年十六次守成大国和上升大国的争斗结果进行了总结,结论是12次以战争结束,4次以和平结束。书中介绍的历史经验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挺严峻的问题,未来中美关系需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要避免局面失控的结果。

关于中国未来的应对策略主要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应对中美贸易战威胁,中国应该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保持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第二,在中美贸易战初期要有对等手段反击,目的是为了让对方理解贸易战对于双方都是有害的,因此可能导致贸易战的夭折。第三,应该继续确保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对主要发达国家保持优势。第四,尽管“修昔底德陷阱”我们是不承认的,但是美国有相当的精英是承认的,所以美国和中国在很多方面出现摩擦可能是长期存在的,这将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影响到国防支出和其他支出之间的关系,怎么建立更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数量经济与商务统计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